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近些年來急劇下滑，從最高位2007年的14%降到今年第二季度的7%。這樣的下降在相當程度上也許是正常的或者說是周期性的，但總不免讓人擔心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前景。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優勢還在嗎？如果在，究竟在哪里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有必要理解是什么造就了，中國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前三十年里年均增長10%的發展奇跡。

　　中國經濟真是體制優勢嗎？

　　不少人相信這個奇跡要歸功于中國的強勢政府積極干預市場經濟的發展模式。但二戰結束至今七十年來，實行過類似模式的國家其實不在少數，卻鮮有達到持續高速增長效果的，只有東亞地區是例外。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我以為東亞國家(地區)在體制和政策上恐怕沒有特別的優勢——畢竟日本、東亞四小龍和中國大陸在各自快速發展的時期，所實行的政治經濟體制都不盡相同。

　　即使有什么體制優勢的話，也應該是很容易模仿和學習的，否則就不能稱之為模式。很難想象，七十年來世界上一百多個發展中國家只有幾個東亞國家(地區)發現了最有利于經濟發展的體制和政策，其他國家不僅沒有發現，連模仿都不會，這種可能性有多大呢？

　　戰后經濟發展的奇跡只出現在東亞國家(地區)應該不是個巧合，如果不是體制的原因，也不太可能是地理、氣候的原因，那就只能是人的原因了。眾所周知，東亞人民歷來崇尚勤儉、重視教育和學習——也許正是這個起源于中國的共同的文化，使得東亞國家和地區在物質資本、尤其是人力資本的積累速度以及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的能力上，超過了其他發展中國家。

　　文化影響經濟的觀點要追溯到社會學的老祖宗馬克斯韋伯，雖然他的新教倫理導致資本主義在西歐興起的著名論斷或許不完全正確，但是他所特別強調的文化價值——勤勞和節儉——有利于經濟發展這一點應該沒有多大爭議，而這恰恰也是中國(東亞)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征。

　　社會學家和其他文化學者早在1980年代就提出儒家文化是產生東亞經濟奇跡的重要原因，但是經濟學家的職業習慣，讓他們不愿意承認文化在經濟發展中的關鍵作用。畢竟，如果中國文化那么有利于經濟發展，為什么我國的經濟騰飛只是發生在過去的三十多年里呢？

　　確實，再好的文化也只是經濟發展的一個有利條件，沒有好的制度和政策也無濟于事。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顯然是中國得以快速崛起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原因，但我們也不能無視的是，許多同樣實行了改革開放的發展中國家并沒有實現經濟的騰飛！

　　事實上，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從1980年代以后都推行了私有化、市場化的經濟改革，然而，無論是拉美還是非洲國家，過去二、三十年的增長速度并沒有比1980年代市場化改革之前更快，事實上還更慢了。

　　不管是制度還是文化，最終都是通過影響一個國家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積累，以及技術進步的速度來影響經濟增長的。中國文化中與經濟增長直接相關的價值取向其實只有兩個，一個是勤儉，一個是重視教育，前者涉及物質資本的積累，后者涉及人力資本的積累，也涉及技術進步的速度。

　　中國人有多勤儉？

　　常常有人說中國經濟發展好是因為中國人特別勤勞。但是勤勞本身其實只影響到產出的水平而不是產出的增長率。一個勤勞的農民比不勤勞的農民每年可以多打點糧食，但如果沒有積蓄，照樣不會有增長。勤勞只有與節儉結合起來才會導致經濟增長。用經濟學的語言講，勤儉的作用是提高儲蓄率，而儲蓄是資本積累的前提，儲蓄率低的國家資本積累速度也慢。(那些主張中國應該轉向消費驅動的增長模式的人有必要溫習一下基本的經濟增長理論。)

　　勤儉持家作為中國傳統文化這一點應該沒有爭議(如《左傳》云：“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但別的國家的文化真的不如中國更強調節儉嗎？

　　根據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 Survey)的結果，東亞人民對節儉這個價值觀的傳承似乎確實更加重視。該調查中有一個問題是：“您認為在家里培養孩子學習下列哪些品質更重要？”要求在十一項品質里選五項。在歷次調查有數據的六十個國家(地區)中，韓國、臺灣和中國大陸的被調查者中認為，培養孩子節儉的品質更重要的比例都是名列前茅的(歷年平均的比例分別是61%、58%和57%)，中位數國家的這個比例只有35%，最低的國家尼日利亞的比例只有12%。

　　東亞人民不只是口頭上重視節儉，實際生活中儲蓄率也的確比較高。除了少數以石油為主要產出的國家以外，東亞國家尤其是中國和新加坡的國內總儲蓄率，在過去三十年里一直都是全世界名列前茅的。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在所有發展中國家中，東亞和太平洋地區過去二十年(1993-2013)的平均國內總儲蓄率最高，達到42%，中東和北非地區是27%，南亞24%，拉美和加勒比地區19.5%，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只有17%。

　　高儲蓄可以加快物質資本積累的速度，但很多經濟學家認為這不是經濟長期增長最主要的動力，人力資本的作用可能更加重要。從廣義上講，人力資本包括勞動者的知識、技能、健康乃至價值觀，但經濟學家在衡量人力資本時，通常只用教育水平作為指標。人力資本既有直接增加產出的作用，更有促進技術進步的作用。發展中國家的技術進步主要取決于學習已有技術的能力，這就對人力資本水平有一定的要求。教育是提高人力資本的最主要的途徑，而東亞國家特別重視教育這一點幾乎是世所公認的事實。

　　中國人有多重視教育？

　　不過，從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以及人均受教育年限來看，中國(和其他東亞國家)都并不突出。然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雖然在過去幾十年里用于公共教育上的支出不斷增加，人均受教育年限也有顯著的提高，但經濟增長速度并沒有因此而加快。所以，有學者指出，教育質量才是經濟發展的關鍵。

　　美國斯坦福大學的哈努謝克(Hanushek)和德國慕尼黑大學的沃斯曼(Woessmann)兩位經濟學家利用國際性的(中小學)數學與科學考試成績的數據，構建了一個具有可比性的七十多個國家的所謂“認知技能”(cognitive skill)指數，通過比較各國同齡的學生在相同的受教育年限里所獲取的知識和技能的多寡，來衡量各國教育質量的高低(見表1)。

表1表1

　　他們發現，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率與其認知技能指數高度正相關。根據他們的數據，所有東亞國家(地區)的這個指數都名列前茅，更是遙遙領先于所有發展中國家。

　　這就能夠解釋為什么日本是二戰之前實現工業化的唯一的非西方國家，為什么二戰之后除少數歐洲(包括以色列)和盛產石油的中東國家以外只有東亞四小龍成功加入到了發達經濟體的行列，以及為什么過去三十多年里中國成為全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表1. 部分國家(地區)認知技能指數

　　其實，不只是中國(東亞)的學生在國際考試中成績突出，就是生活在西方國家的以華人為代表的亞裔學生的學習成績也特別優秀。這是為什么呢？是亞裔學生天生就更聰明呢，還是他們學習更加勤奮呢？

　　美國密歇根大學的謝宇教授和他的合作者在2014發表的一項重要研究中發現，亞裔美國學生的學習成績超過白人學生的主要原因不是智商更高，而是更加努力，而這又與亞裔家庭的文化有關，亞裔家長更相信后天的努力而不是先天的智力對學習成績的影響。

　　從中國文化上來看，我們確實更加強調勤奮，而不是天資。天道酬勤、勤能補拙、業精于勤等成語都是講的這個道理。懸梁刺股、鑿壁偷光、囊螢映雪等典故也都是褒揚刻苦學習的品德。這種強調勤奮學習的文化最終就會體現到孩子的學習壓力上。

　　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11年的一項多國(21個國家)民意調查的結果(見表2)，中國的受訪者中有68%的人認為家長給孩子的學習壓力太大——這個比例在所有參加調查的國家中是最高的；只有11%的人認為家長給孩子的學習壓力不夠。

　　美國則剛剛相反，只有11%的受訪者認為家長給孩子的學習壓力太大，而有64%的人認為家長給孩子的學習壓力不夠。

　　這并不是因為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人口多競爭激烈、生活壓力大，其他人口密集的發展中國家的家長給孩子的學習壓力比中國就要小得多，例如巴基斯坦、墨西哥、印度尼西亞的這個比例只分別是32%、20%和13%。

　　日本雖然早已是發達國家，但學生學習的壓力也還是很大。根據皮尤中心2006年所做的類似的調查，日本的受訪者認為本國家長給學生太大學習壓力的比例也高達59%。

表2表2

　　看來真的沒有免費的午餐！謝宇教授和他的合作者的研究也發現，來自家長的期望和壓力雖然使美國的亞裔學生更加用功、成績更好，但并不更加幸福。事實上，亞裔學生比白人學生心理健康程度相對更低，與父母的關系也相對更加疏遠。同樣，中國的眾多學子也在埋頭苦讀中犧牲了青少年本應享有的快樂時光。

　　除了儒家文化以外，猶太文化也以重視教育著稱。猶太教在兩千年前就規定所有的父親都必須在兒子六七歲的時候送他們去上學，讓孩子們學會閱讀希伯來圣經，猶太人也因此成為近代之前識字率最高的民族。

　　基督教新教文化也頗重視教育，因為馬丁·路德在五百年前發起新教改革運動時就要求每個基督徒能夠自己閱讀圣經。

　　儒家文化、猶太教和基督教新教文化使得接受教育、勤奮學習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規范，而不純粹是家庭和個人的自由選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在殖民統治之前沒有書面語言，更談不上學校教育和考試制度，當然也就不可能存在重視教育的傳統文化。

　　儒家文化對教育的重視并沒有讓中國成為現代科學的發源地，恰恰相反，科舉制度以及專注于儒家經典的教育也許是中國近代科技落后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重視教育的文化精神一旦用到學習現代科學技術上，其所迸發出的力量已經使中國在短短的幾十年里就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這一點與猶太人的情況頗為相似。猶太民族對近代科學革命并沒有什么貢獻，但是他們一旦將學習的熱情從宗教經典轉移到世俗的科學技術上，一兩代人之后就開始在各個領域嶄露頭角。可以預期，幾十年后，世界一流科學家的名單里也會有眾多中國人的名字。

　　推崇或批評中國模式都高估了制度的作用

　　既然中國經濟發展的比較優勢，不在于中國實施了什么有別于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體制和政策，而是在于中國傳統的勤儉節約和高度重視教育的文化，那么無論是推崇還是批評中國模式的觀點都高估了制度的作用。

　　沒有改革開放以后所形成的基本的市場經濟制度，沒有穩定的政治局面，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跡固然不可能發生，可是與大多數國家相比，中國的優勢并不完全在制度上。經濟政策和體制的變化當然可能會影響經濟增長，但在大體正常的(非極端的)制度環境下，文化上的比較優勢在中國經濟增長中可能起了更加根本性的作用。

　　也就是說，給定同樣的體制、政策和發展階段，中國經濟由于文化的優勢會比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增長更快。畢竟，即使是7%的增長率仍然是世界領先的發展速度——世界經濟總量的增長率只有1%，所有發展中國家經濟總量的增長率也只有3.5%。

　　由于文化優勢不會在一兩代人內消失，我們有理由對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前景保持樂觀，也有理由相信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中國也會像其他東亞經濟體一樣順利加入到發達國家的行列。